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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业务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3-18 17:04:35   浏览次数:1500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随着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调整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与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这是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客观趋势的战略判断。为适应和把握新常态,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随着政策及方向的调整,我国经济发展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发展理念的调整。发展理念是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新常态下,中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说明我国在发展理念上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发展质量的重要调整。具体来讲,货币政策会持续在稳字上下功夫,在保持灵活性的同时,严防系统性风险;财政政策的调整会逐渐微观定向化,不再搞短期大规模经济刺激;实体经济会更加突出科技创新的引擎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同时,环境治理和建设投入将会加大,对于民生的重视也会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新常态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简政放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部门简政放权,将会在大部分经济领域逐步退出前置审批或审查,有的领域会完全放开,有的领域则会通过强化事中或事后监管来实现对市场的保护。简政放权意味着一般性经济事务管理的社会成本降低,相应地,政府依法决策、依法治理能力水平则会显著提高。

三是市场形态的完善。新常态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作用,促进市场经济体系更加完善是转变市场形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作用的核心问题。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提出,描绘了市场新形态的图景:对内要打破自然垄断,打破区域间的壁垒,形成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对外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区域或跨区域自贸协定的推广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建设运营,逐步打通境外市场的壁垒,有效强化对外投资、输出国内产能,形成规范和良性发展的国际市场。

四是市场主体的重塑。企业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新常态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将会重塑,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发展目标都将会由做大转为做强,真正成为独立经营、自担风险、自负其责的合格市场主体。企业管理体系、治理结构、经营理念及发展方向将会成为企业能否适应新常态、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问题。同时,对自身无形资产的投入和重视、对自身商誉和社会责任形象的重视都会成为影响企业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常态下律师业务发展的新趋势

律师制度改革发展的经验表明,律师业务与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律师业务发展与我国市场经济完善的趋势也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也就是说,随着新常态下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律师业务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增长,呈现新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完备的律师服务体系建设将成为现实可能。

从时间线看,律师介入各类经济事务的时间将会逐步提前。新常态下,律师除了发挥传统的事后补救作用外,还会更多地在事中规范和事前预防等方面彰显价值。政府退出在大部分经济事务上的前置审批和审查,相当于政府不再对市场主体的经营管理进行预先管制,也意味着政府不会再代替市场主体承担合规成本、为其背书。从法律服务发达的国家经验看,这一阶段传统由政府行使的市场判断行为将交由专业服务机构行使,进而政府行政审查行为将会依托于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的专业结论。那么,对于市场主体来讲,无论防范自身经营的法律风险,还是规避政府可能的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处罚,都需要其从管理层面和法律层面对政策、法律以及经营风险进行管控。同时,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逐步建立完善,市场主体会更加重视其经营管理和决策的法律合规性和道德合理性。因此,协助政府进行监管、企业合规的专业判断以及法律风险的管理防范将会成为律师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具有相关经济领域专业知识、较高法律素养和丰富执业经验的律师会形成比较优势。

从服务的广度看,律师介入各类经济事务的范围和领域将会更加广阔。随着依法治国的逐步推进,制度变革的加深,市场法治化进程和市场主体对法治的重视会衍生出更多类型的律师业务内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作用,关键是推动市场力量实现自我调整、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这种自发力量作用的实现有赖于市场法律法规主动、正确地执行。律师是市场法治的践行者和维护者,通过服务政府及各类市场主体实现法律、法规在市场微观层面的实践。因此,随着市场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律师的业务领域将会逐步延展到市场经济的各方面、各领域。与此同时,新常态下,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多种模式的合作、兼并收购以及产业链的横向和纵向整合都会越来越频繁,加之金融体系的日益发达,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会更加复杂,相应地,多种层面的律师法律服务需求也会逐步显现。专业优势突出的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区域和跨区域的综合型律师事务所会在这些方面获益。

从服务的深度看,律师法律服务将会在更高的层面上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新常态下,律师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律师业务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会愈发紧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进一步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化,成文法的滞后性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更为重要的是,伴随法律、法规的完善,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会演变为一个复杂的技术性问题。政府层面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国家,企业依法经营管理、有效规避法律和经营风险,公民个人依法办事及以法律手段维护个人财产存续和延伸等,都会使得律师制度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律师在经济事务中的地位也会相应提高,律师在协助各类市场主体决策、促进最优交易达成的作用也会更加明显。当然,律师能够发挥如此重要作用必然基于委托人的充分的信任,这就需要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更加珍视自身的诚信形象和行业声誉。从这个角度来看,委托人对律师的充分信任应当是律师进入更深层次法律服务的核心所在。有着良好诚信记录和行业声誉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将会有更加优异的表现。

律师业务重点领域的新机遇

金融类业务。

金融体制改革是市场改革的重点领域。随着可以预见的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的确立、银行信托等刚性兑付的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和面目逐步清晰。目前,传统银行、保险等领域的企业仍然处于风险控制非常严格、创新抑制较强的阶段,对于外部法律服务的需求仍然疲弱。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讲,风险管理仍然是首要问题。扩充融资规模的金融租赁、资产证券化和对冲风险的远期.

掉期合约等金融衍生创新点会逐步增多,律师可以在其中发挥一些辅助作用。同时,前一时期传统金融机构信贷过度扩张和资本错配累积的金融风险会在一定时期内逐步释放,个案违约的情况会不定期出现,部分需要律师协助进行法律层面的解决。过去两年是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的阶段,第三方支付、互联网基金、P2P信贷以及众筹等都得到极度膨胀。与传统金融机构不同,互联网金融有极强的灵活性和变现能力。但由于风控的缺乏、扩张的急速和逐利性过强等特点,导致其风险过大。在市场逐步完善的过程中,这种风险也会逐步释放,而且兑付风险在一些地方已经显现。这一阶段律师可能主要还是参与处理互联网金融风险爆发的问题,随着政府监管的跟进、互联网金融的规范,律师才可能逐步介入互联网金融的前端领域。此外,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达,金融仲裁的需求会显现,金融仲裁机构可能会在现有自贸区先行试点。总体来看,由于我国金融领域法律监管较为严格,律师在金融领域除了为委托人服务以外,还承担着一些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因此,律师从事金融类业务的关键还是应当通过某种制度设计将律师介入作为前置条件,也就是说拓展金融类业务的重点应当是推动律师业务在金融领域的法定化。

证券类业务。

目前,资本市场改革的路径较为清晰,注册制改革是证券市场改革的核心议题,《证券法》修改也箭在弦上。注册制的核心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解决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规范监管主体的监管边界,避免监管部门过多干预市场。监管部门也会把监管着力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注册制改革对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提出更多要求,在IPO层面,可能的变化是由律师主持起草招股说明书;在监管层面,上市公司一定会迎来更加严格的信息披露监管,行政执法、行政处罚的情形必然会增多;与此同时,作为行政监管的补充,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会更加完善,案件数量也会逐步上升。目前,由于在制度设计上律师与保荐人、券商、会计师等责任设置的重叠,使得律师在资本市场的地位较低,存在作用发挥不够、承担责任不明确、受制于上市公司管理层等问题,监管层和市场通常也会认为律师在资本市场的作用有限。因此,拓展律师证券类业务的关键在于重新界定律师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制度设计上更多地突出律师在资本市场“守门人”的作用,强化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由过去更多的服务上市公司管理层转变为服务公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知识产权类业务。

随着国家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强有力支持、以鼓励科技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重点,会使得企业原有的简单“拿来主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求企业通过自己投入研发来完善自身专利、版权体系,或者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取专利技术,同时对于知识产权相关权益的管理和运用也会成为体现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可以预见,律师知识产权类业务的数量会不断上升,内涵也将更加丰富。传统的商标、专利等代理类业务逐渐增多是必然趋势,商标专利的管理、专利授权使用、专利技术反垄断、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以及知识产权并购等方面的业务也会逐步增多。因此,帮助企业管理和运用好知识产权、更好地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相关权益,应当是律师知识产权业务的新内涵。律师在知识产权一般领域都存在竞争者,但随着知识产权业务的逐步深化,律师的职业特点和优势将会逐渐凸显,从而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对于综合型律师事务所来讲,知识产权相关业务的整合和推进应当成为一个重点,而知识产权专业性律师事务所应该向服务知识产权管理和运用等更精更深的方向发展。

涉外类业务。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后WTO时代,国际金融危机多重风险的延展,传统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融资等领域都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法律风险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国际贸易数量虽然不会有大幅下降,但会与金融领域的手段方式结合更加紧密,以规避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不确定因素过多的风险。从以往的经验看,国际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本身就是法律和金融结合的创新点。从事此类业务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强对金融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更好地通过金融手段和方式协助委托人化解或规避交易风险。在国际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的阶段,大部分国家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对于我国企业来讲,加快“走出去”进行投资和采购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当前,随着我国对国有企业“走出去”资源的梳理和整合,国有企业投资的重点领域会围绕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这些大型项目也会普遍存在所在国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法律风险等问题。防范和解决此类问题,一方面需要国与国之间在政治层面的协调,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国律师的提前介入,参与交易架构设计,协调谈判以及事后处置,以有效维护我国企业海外权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差异会促使民营企业在周边国家进行产业链的布局或整合,同时通过对欧洲传统工业进行并购获得管理经验、专利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会集中在投资和并购两个方面。无论国际贸易、国际投融资以及“一带一路”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等,都非常需要精通外语、熟悉国际规则的高素质律师以及具有全球分支机构的大型律师事务所提供全面、系统的法律服务。

法律顾问类业务。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强调了法治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三中全会提出的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也反映了经济发展对于法治的强烈要求。法律顾问是律师的传统业务,也是律师深入国家法治建设各领域的重要途径。目前,法律顾问业务仍然存在着覆盖面小、介入领域过少、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虽然社会对律师的角色认识还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但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法律顾问制度将会呈现新的面貌和新的内涵,有着良性发展空间。从政府法律顾问来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社会治理,需要律师能够介入政府决策阶段,协助政府依法治理。一些律师被党委、政府聘请为法律顾问,直接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就说明了这一点。从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来看,企业对常规法律服务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特别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和传统企业对长远发展的重视,企业对商誉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和管理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法律服务只能由律师来做,而律师也会逐步进入企业管理决策层面。随着国家对民生的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法律服务需求也会呈快速增长的态势,社会组织法律顾问和公民个人的私人法律顾问都会逐渐被接受,这一机遇对于基层律师、青年律师来说非常重要。把握这个机遇,不但需要推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常态化,同时,也要推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的标准化,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基层法治化发展。

综上,经济发展新常态向律师行业展示了新机遇,也带来新挑战。从律师行业自身来讲,区域发展仍然不平衡,业务素质和人才结构还较为落后,诚信和行风建设仍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同时,在经历了多年大型律师事务所连续扩张和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律师事务所建设仍处于内部磨合和发展路径的探索阶段,实力不强,特色不鲜明,外部竞争压力却逐步增大。总体来看,律师业高速发展的阶段仍未过去,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任务迫在眉睫。因此,律师行业应当在充分认识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努力服务新常态的前提下,切实把握业务发展的主动权,以更高的素质、更强的能力和更加诚信的形象向全社会提供高水平、不可替代的法律服务。

作者:马铭志

整理自:重庆律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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